《竞争情报》编辑部访谈缪其浩先生

《竞争情报》：你也是中国竞争情报发展的早期参与者，能不能谈谈当时是如何进入这个领域的？

缪其浩：我大学毕业以后有幸来到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先读三年研究生后留所工作。我最初接触到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是在文献资料上。记得在我的研究生答辩会上，有位旁听的所内研究人员站起来挑战情报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虽然当场答复了他，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其实当时许多科技情报工作者也存在类似的疑惑。所以，在工作之余我试图通过查询资料找到答案，也试图来回答不少业内人士的疑问。

幸运之一的是我有机会接触到当时在国内还算非常丰富的外文资料（那时我们所内研究人员还有进入书库乱翻的“特权”！）； 还有一个幸运的是，我所就读的科技情报硕士是比较“野路子”的，没有专业教材，导师也没有“理论”框框来限定我们的思路。所以我们学习的主动性很强，阅读浏览面非常广，除了那些外文的“情报”杂志（现在来看基本上属于图书信息学的）外，还广泛浏览各种技术、管理和产业个领域以及预测和咨询等横向类的刊物。当时尤正平、张左之和我等几位有着共同兴趣的研究生师兄弟经常一起讨论各自阅读浏览的所得，所以很早就认识到，与Information相比，Intelligence更加接近我们的工作，而后者也并非间谍特务的“专享”。最早1988年起我们几个在文章和会议发言中就已经反复主张以Intelligence来描述我们正在从事的情报工作。

《竞争情报》：听说你也比较早地在国内实践、研究和推广竞争情报的工作，请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缪其浩：对于竞争情报工作来说，找到合适概念、写几篇文章有意义，但是不必夸大；其实比我们更早的，1985年在国内情报刊物上就有作者提到“竞争情报”，路径并不借鉴外国。我至今仍然认为，竞争情报主要不在于学问而是实践，它要对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做出贡献，在国内真正站住脚，最重要的要在具体情报岗位上进行大量实践。除了自己做，还必须取得行业和系统中同人的认可，大家一起来做。我就自己在实践以及推广传播方面做点回顾。

我们上海所几位关注竞争情报可以说首先是为自己的业务工作服务的。1990年我从国外学习回来不久被调进业务处当副处长，这当然是领导栽培，只是我不满足那些事务性工作，很想做点具体业务。当时各个科技情报所都在呼吁改革，甚至有说法是每年减20%经费，5年后走向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完平、张左之一起创立了一个“市场调研部”，从研究室独立出来面向市场，以满足那时非常突出的需求，就是外商进入中国需要市场信息。后来我干脆离开了业务处（不留后路，副处长也被免去了），全职从事市场部工作，后来领导又让我兼任理论方法室主任。现在来看，那样的安排不仅让我可以超越传统的“情报研究”，全身心投入竞争情报（如果我还是在研究室或业务处工作那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兼顾的条件。当然我在这两方面做的都还十分粗浅。

在所谓理论研究方面，其实主要还是引进。我们很早就体会到，抓住Intelligence这个牛鼻子，就打开了国外资料的大门。理论方法室为单位业务发展而编辑一种不定期的内部资料性刊物《科技情报工作跟踪》，在我兼任前已经开始重点关注国际上竞争情报的动向了，在90年代初期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竞争情报的编译文章。偶尔也会发一些自己的观点，如1992年6月我发表在该刊上的“决策情报学：情报理论方法研究的新生长点”[1]文章，已经明确将“文献情报学”（Documentations and InformationScience）与“决策情报学”（Intelligencefor Decisions-Making）加以区分了。以“市场调研部”为平台进行竞争情报的实践，确实迈出了面向市场的重要一步，但要说竞争情报也还只能算非常初级的。无论如何在当时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其中许多细节可以参阅我在2012年写的博文[2]。

除了“闭门造车”外，我们还在国内发表了一些文章，特别是在包昌火老师建议和直接策划下编著了《市场竞争与竞争情报》一书，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国内同行间的推广另外一个途径是通过行业组织。在这方面包昌火老师和他创建的中国第一个竞争情报全国专业机构是一个最主要的平台。

90年代中期（具体时间记不清）可能是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换届，包昌火老师担任了学会的情报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这可以算是学会中一个最具情报特色的专业委员会（其他专业委员会大多与计算机或图书文献领域有交叉），包老师提名我担任副主任一职，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由此我们不仅针对自己的业务需求研究竞争情报，而且更加主动地在国内同行进行交流，也有了更多机会更向国内同行学习。1994年的香山会议也是一例，我们几位当时在情报圈里面没有什么名气的后辈研究人员在包老师安排下成为会议的主要报告人。以后我们在国内外各种会议论坛讲座上宣讲竞争情报肯定超过百次。

《竞争情报》：不少同行觉得上海情报所团队在国内从事竞争情报的工作是有特色的，能不能具体谈谈？

缪其浩：其实每个单位都会一些特殊的背景和环境因素，同时我们确实也有意识地回避一些我们不擅长的领域，后者的典型例子就是学术研究，在许多大学开设了专业、教授和硕博士们成为研究主力的情况下，我们觉得更多地做些贴近实际的事情，应该更加符合我们机构的定位。所以就自然形成了以下一些特点。

特色之一是“秀才造反”。我们实践竞争情报是从市场调查而不是写书写文章开始的，而市场调查即使在那时也不能算新鲜，不仅外国调查公司开始以各种方式进入，国内也开办起了一些市场化的调查公司。我们几个都是读书人，所以比较容易重视学习书本知识，所以要做就必须与已有的调查公司有点不一样（读了书后知道这叫做“差别化”）。今天“重视书本知识”甚至可能带有贬义，但在那时是我们初期发展的重要优势。比如我们与上海财大教授合作，不仅参与营销学权威著作《营销管理》（菲利普科特勒）中文版的推广，还人手一册（尽管那本书的价格在当时属于非常贵的），边干边学。那些书不像数学物理，字面上很容易理解，但是要真正吸收没有实践没有一点经验恐怕是很困难的。现在不少搞竞争情报的只看迈克尔波特的书，并不容易真正理解市场和竞争，其实要读懂他的竞争理论还需要一些更加基本的市场和营销知识。还有就是竞争情报方面的资料（主要不是学术杂志，而是行业刊物、商务类杂志），我们都是认真阅读的，我们尽可能以竞争情报的框架和视角推进市场研究，不仅自己提高了立足点，还把这些观点渗透在服务中，附加在为客户提供的报告中。

特点之二是重视“人际情报”。如今人际情报是竞争情报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我这里加引号，指的是通过人际关系获取的资料和信息，与学术界讲的有点区别。由于正规出版物不多，开始时也缺乏直接渠道，我们从一开始就注重通过人际关系获取资料信息。其中有些是各种关系联系到的华人朋友，例如市场部成立初期就通过这种途径拿到了美国一些非常实用的市场研究操作手册和欧洲市场研究协会发给会员的资料夹等，这些直接帮助了我们的市场调查业务迅速走上正轨。在竞争情报领域，更多的是直接从外国同行那里获取的有价值资料，那些当然不会是什么商业秘密，主要是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正规出版物”上看不到的细节，更加清楚地了解他们做了什么、怎么做的。可以说独特的信息基础让我们与国内多数同行相比有了一个显著不同的思维框架，我认为至今在这方面我们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

这里不能不提到对于日本经济技术情报工作的对标研究，自从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后，许多人把其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一归功于情报工作，欧美国家曾经连续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日本情报（信息）工作”；在国内日本情报传奇一直很热，流传至今（例如国内近年还出版了《情报日本》）。我相信，尽管有些“日本情报神话”言过其实，但是从日本的情报工作中确实可以学到不少。我通过朋友，或者直接写信索要，从好几位日本同行那里得到宝贵资料。例如，其中一个很草根的业务研讨班”情报分析部会”的详细活动和总结资料就是直接向其创办人草间基要来的。日本的许多文章报告里都明确地把情报分析这类工作对应于Intelligence，其中庆应大学高山正也教授主编的《情报分析生产论》是国际上首次以亚洲人的语言从Intelligence角度系统分析情报工作的专著，遗憾的是他赠送给我的书后来丢失了，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在中国同行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

特点之三扎根情报研究，超越情报研究。市场调查部后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已经不是竞争情报实践的主战场了，自从情报所和图书馆合并后，市场化已经难以成为主要发展动力，另一方面竞争情报思想已经被管理层接受，进入业务主流。我们把竞争情报的实践和研究转到了传统称之为“情报研究”的主流业务基础上。“市场调查部”后来改名为某业务部门下属的“竞争情报部”，后来情报研究的主流平台和在上海市建立的行业情报联盟，也明确了竞争情报的方向。

国家竞争情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我们的一个研究重要领域。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从国家对国家的背景下看待竞争情报的，例如我和张左之1989年发表的日本技术跟踪的研究文章就明确指出其“国家竞争情报”的性质。我后来整理出版《探索者言》时发现我发表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讨论国家对国家的竞争情报，虽然不一定用这个提法。

《竞争情报》：你本人已经离开了情报工作第一线，但是似乎仍然比较活跃，能不能谈谈最近正在做什么？

缪其浩：我20年前就离开具体业务岗位，2008年初不担任领导职务、2012年7月退休。多年来我有意识地做点在第一线业务岗位上没时间做、或者不方便做的事情。我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参与竞争情报的工作。

第一，我试图把竞争情报的效果做出来。说到竞争情报研究，人们一般都认为就是那些在“情报”名义下的各种活动，但是我坚信，在实践中“竞争情报”这几个字未必要贴在脑门上，它的真正价值在于能够有了竞争情报的理念和方法能让我们的手头的工作做得更好。近年来我一直在试图证明这一点。比如承接课题是情报研究的常规路径，而竞争情报的优势应当在于发现新课题，我在大数据等信息化趋势研究中就践行了这一理念，不承接课题（凡正式成为课题的往往已经丧失真正的新颖性了），而是自行发现和跟踪趋势，可以说至少在一些领域比行业专家更早捕捉到趋势信号，证明了竞争情报价值。

二是探索真正战略性前瞻性的竞争情报，实际是为第一点寻求途径和方法。到现在为止我们实践在做的大部分还是跟踪性的情报工作，为此需要关注一些超越眼前实际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我近期视野内，就包括大数据对趋势研究的影响和可能的机会，还有医学上的循证分析研究途径，以及其他不在传统竞争情报视野内但是可能有借鉴意义的方法途径工具。虽然我估计这些领域短期内难有成果在情报研究中落地，但是可能会影响其未来，总要有人做这样的超脱一点的事情。

三是关注企业情报。坦率地说，国内文献和媒体报道上读到关于企业竞争情报的文章多半与实际有较大的距离，甚至一些企业自己写的，往往也只涉及其中的一些环节，主要是信息收集和信息化平台，而从信息到情报再到决策和执行，这些真正的情报过程在资料上基本读不到，这方面的研究空间是巨大的。由于我现在自由度较大，与企业交流机会也相对较多，就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研究的发现主要在为企业提供咨询时发挥了作用。例如在对一系列国有企业技术情报调研中我发现一般不为人注意的情报组织结构可能是成败的重要原因，我据此为一些企业提供了改进建议。

《竞争情报》：上海团队研究和实践竞争情报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面向国际，请介绍一下有关国际交流的情况。

缪其浩：在20世纪70-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学习国外是可能是必由之路。如前所述，我们上海情报所的团队接触竞争情报的路径主要是引进。除了文献外，1991年开始了请进来的国际交流，后来10多年间在中国比较活跃的日本、美国和法国竞争情报专家，可能都是我们最早接触的。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国际交流的起源和线索往往还是来自资料信息。

先说说与竞争情报专业人员协会（SCIP）打交道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一本英文的技术管理类杂志我首次知道国际上有个SCIP，一段不长的文字简单介绍了其功能，我发现这个机构与我们正在做的有许多共同点，比在图书馆与信息科学（LIS）刊物读到的任何内容都接近，以后就一直跟进。后来与SCIP这个机构发生实际联系则要提到日本的同行中川十郎，他多年在综合商社从事国际商业情报，退休后他以这些实践经验在日本和中国推广，成为第一位到中国来系统介绍竞争情报的外国专家。1994年底中川专程来上海与市场调查部洽谈合作，我陪他从上海到了北京，向在京的同行们介绍了日本经济情报的实战经验。

早在1991年10月，他当时代表一个日本经济情报团体与SCIP合作举办一个会议，他邀请我参加会议并做报告，那时还不流行PPT代替讲稿，我准备了一篇文章准备去宣读，不料办理出国手续时不顺利以至未能出席。但是SCIP创始人普莱斯科特教授读了我提交的文章后，征得我同意后发表在他主编的一本论文集上[3]。1995年3月我有幸到在美国凤凰城举办的SCIP第10届年会做报告，SCIP还破例资助了我的国际旅费。后来每年都有中国人参加SCIP年会，其情报专家和协会管理层也多次访华。2009年我很荣幸地在芝加哥的SCIP第24届大会上得到协会主席办法的荣耀奖，并再次发表了演讲。

实际上我们与国外同行的联系还要早。在国际上科技政策与经济技术情报是有交叉的，1989年起我到英国苏赛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学习一年，开始与国际同行直接沟通，在留学期间我在挪威和英国曼切斯特的专业会议上报告了中国的产业和技术情报工作，还通过来访的瑞典隆德大学教授与国际公认的经济技术情报开拓者斯蒂分·德迪约联系上。1992年上海召开的《国际营销 技术与工业创新》国际会议上首次设立了一个商务情报专场，德迪约以日本经验为例介绍了他的“社会情报（Social Intelligence）”概念。

在1992年那次上海会议上法国也有位同行参加，不过后来多年失去了联络。会议之后不久，法国情报专家罗伯特·吉劳莫来华旅游，通过共同朋友我与他相见，他后来也多次来华交流，并在1994年和2005年邀请我到法国参加经济情报国际会议。军事情报官出身的罗伯特是创办情报咨询公司的实践家，而亨利·杜教授则是情报的研究专家，后者于2003年来参加上海理工大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主题是视觉影像技术，副题是经济情报），上理工找到了我与他们在情报方面进行对口交流，之后我们又专门邀请亨利·杜教授前来讲课，后来杜教授的足迹遍及国内许多省市，通过他，克莱尔等更多法国情报专家与国内多家机构开始了10年以上的交流和合作。

我们与国际同行打交道一开始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从启蒙开始的，这些活动对于竞争情报在中国的普及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因为中法两国在政府管理上共性更多一些，两国的情报同行的交流合作也比较深入，其中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在产业情报方面、上海团队在国家经济技术情报系统方面都与法国方面实现了较为成功的合作。

当然随着我们自己实践的发展，消除了对竞争情报以及外国实际的神秘感之后，就会觉得再深入下去就有难度了，如何继续做好国际交流合作将是一个未来的新课题。

[1]“决策情报学：情报理论方法研究的新生长点”，缪其浩.《探索者言：缪其浩情报著作自选集》. 45-6.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2008年10月

[2]“市场调查研究部20年”http://www.miaoqihao.name/?p=3029

[3] Miao，Qihao，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Intelligence in China: Development, Transition and Perspectives, in: John E.Prescott and Patrick T. Gibbons eds. Global Perspectives on CompetitiveIntelligence, SCIP, 1993: 49- 57, ISBN 0-9621241-1-7